据悉，优秀传统文化研讨会，南京市社科院院长叶南客的发言让人很受启发。在肯定了南京文化遗产保护的成绩后，叶南客话锋一转，直指问题所在——

　　目前，南京文化遗产利用方面有几个非常不好的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忽视文化遗产自身性质，过度开发;二是文化遗产淹没在城市的角落，无人问津，残破不堪;三是缺乏挖掘、整合与利用的新理念、思路，影响力不够。

　　具体来说，则是五大问题。

　　一，“建设性破坏”导致历史文化资源存量日渐减少。在城市发展和城市更新过程中，以房地产为主要代表的建筑行业大行其道，通过拆除、挤占、改变用途等方式给城市原有资源、功能及其有机系统带来破坏性后果，其中尤以旧城改改造受到的冲击与破坏威胁最大。

　　二，“执行性困难”导致历史文化资源保资源保护力度不够。南京市已四次修编《历史文化名城规划》但规划往往往流于纸画与空谈，缺乏严格的法律效力，无法得到有效执行.规划是另一套，规划内容难以得到到实在的施行。

　　三，“分散性管理”导致历史文化资源保护难以展开。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散落于全区，各分管机构的权力、责任、义务缺少明确的界定和分工，缺乏统一性的管理权力、约束力量与监督机制，难以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联动发展。

　　四，“机械式保护”导致历史文化资源功能发挥不足。南京较多的珍贵文物因多种原因往往只能深藏库房，只得到偶尔的展示，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利用率不足且缺乏文化教育和研究功能。

　　五，“低效性整合”导致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价值不高，南京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多以景观名胜、观光旅游为主要功能，缺乏将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系统、高效的转化。既缺乏市民参与性，又缺乏有效产业链。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方面，缺乏原创性、个性化的历史文化产品，多数仍以传统手工艺品的形式存在，难以开发其经济价值。

　　当然，“挑刺”不是目的，叶南客通过梳理国内外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成功经验，也为南京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国际层面，叶南客举出了“随概念延伸而扩展的法国文化遗产立法体系”和“重点保护型的日本文化遗产立法体系”的例子。

　　自1840年制定《历史性建筑法案》至今，据不完全统计，法国仅文化遗产法一项，便颁布过100多部。从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的使用、保护、监管、维修、补偿、税收，到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机构的行为规范，几乎都在法国遗产保护法的关照之下。如今，随着历史保护对象的扩大，法国将历史建筑的概念延伸到了“地下文物”。

　　日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采取的则是国家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方式，国家立法保护的对象往往是由中央政府负责的全国历史文化遗产最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的由地方政府通过地方立法确立保护，即该体系是以地方立法保护为核心的重点保护型法律体系。如1966年，日本制定了《古都保护法》来保护古都的“历史风上”，其保护对象限定为京都市、奈良市、镰仓市以及奈良县的天理市、樱井市、檀原市、班町和明日香村，京都市的非历史风土保存区域则不受《古都保护法》的保护，由京都市地方政府另行制定的法规进行补充。这些被保护地区的名称、范围、保护方法、资金来源等都由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地方法规予以确定。

　　国内层面，叶南客则较为推崇“专业人做专业事”的苏州模式和“以惠民为核心”的西安模式。

　　在叶南客看来，苏州在古城保护方面做了较多有益探索，值得南京借鉴。在苏州，政府专业部门积极参与古城保护的每一个角落。苏州市文物局作为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部门，以其拥有的专业知识，从技术角度对文化遗产提供专业帮助，不是告诉民众你要怎么做，而是率先建立古建筑评估体系、出台文物维修工程准则、对各级文保单位和控保建筑进行完好率测评等，从技术角度提出建设意见，告诉所有人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对文化遗产保护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使民众感觉到作为政府部门的文物局，不是在技术上卡别人，而是实实在在地在帮助他。

　　对于民居类文化遗产，苏州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充分尊重民意。因为作为文化遗产，它首先是民众的自由财产，政府部门将其定性文化文物保护单位，得首先征询所有者的意见，让民众拥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决定权，在其充分了解“加入文物保护单位后它能得到什么、失去了什么”，在权衡利弊后再决定是否真正要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而该民居一旦真正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后，得真正承担起作为主管部门的责任，而不是“一挂牌就结束”。

　　西安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则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惠民”，使群众从文化遗产保护中受益，将文化遗产从村庄占压、垃圾遍野的环境下解放出来，将长期生活在遗址区的居民从生产生活受限制、基础设施缺乏的困境下解放出来。

　　叶南客提出，南京的文化传承创新应加快传承体系建设，积极构建文化资源转换开发模式，建立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预警机制、引入立法跟踪评估制度，让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