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品牌网讯：今年的阅兵式上，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长城主题的花坛。

经过2000年历朝历代的兴建、使用和废弃，现存的长城分布于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4个县域中，总长度超过20000公里。

由于长城多分布于地质较差、边远贫困地方，修建时间跨度大，现址空间跨度大，使得长城维护并非易事。加之很多地方基层文保力量薄弱，地方政府和公众对长城保护的意识不足，使得长城被破坏事件屡屡见诸报端。

被写入国歌的“长城”，其对于这个民族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堵已无防御意义的“围墙”。

9年前的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长城保护条例》，但将科学保护和合理维护真正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后17世纪中叶，历朝历代，持续地进行着一项复杂的工程——修建万里长城。

时代变迁，随着军事价值逐渐降低直至不复存在，加之分布过广，使得长城的存废，渐渐被人们所淡忘。

目前，尽管长城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因城乡建设、采矿筑路等导致的破坏事件屡有发生。有些将保护片面等同于“恢复完整原貌”去制作假古董，有的地方将作为旅游景点的长城过度开发，这些不尊重文物保护理念和工作规律的做法，使得长城保护面临新的困境。

“青黄不接” 的保护员

“长城的保护，不能光保护长城实体。在保护长城实体的同时，还要研究长城，包括历史、民俗、文化、影像等等，把这些东西都整合在一块，就能赋予长城‘生命’了。”

说这话的，是秦皇岛抚宁县城子峪村的一位普通农民，叫张鹤珊。从1978年开始，他在保护长城这条路上已经走过了37个春秋。后来，他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长城脚下是我家》。

《工人日报》记者走进位于抚宁县城子峪村的张鹤珊家，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保护长城的警示牌，上面写有：“注意！禁止在长城上展示可能损坏长城的器具！”老张说，这种警示牌都是他自己立的，像这样的指示牌在通往烽火台的山路上还有很多，只是指示牌上的文字稍有不同。

张鹤珊家的东西，大多和长城有关。墙上挂有巨大的图纸，下面贴有各种因保护长城而获得的荣誉证书，WiFi名字叫“长城之家”，微信昵称是“长城活地图”。

从1978年起，张鹤珊就坚持爬山巡视、看护长城。放羊、挖药，只要对长城有破坏，他坚决不允许。这么多年，他沿着长城走过的路程足足有几万公里，垃圾捡了不知道多少袋，胶鞋穿破了不知多少双。除却保护工作，他还在搜集关于长城的民间故事和口头传说。

张鹤珊说，现在老百姓的长城保护意识提高了，以抚宁县城子峪长城为例，人为破坏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雷击、树木对长城的破坏反倒不可忽视。树根生长会把城墙撑裂开，雨水渗入，树根进一步发芽生长，对城墙的破坏很大。

抚宁是最早实行长城保护员制度的县份，“我们这批保护员平均都50多岁了，我都60岁了，这不是个小问题。” 张鹤珊叹了一声——“青黄不接”。由于每人只能得到每月100元的补贴，已经没年轻人愿意干了，后继乏人。

事实上，即使是文物系统的“正规军”，对于长城保护也力不从心。对于动辄只有区区几个人，工作经费以千元为单位的贫困市县文物工作人员来说，日常巡查尚且无车可用，资料收集、科学保护、文物调研和执法监督，根本无从谈起。

“画地为牢” 的保护工作

“‘京津冀一体化’、‘丝绸之路’这些都是近段时间长城问题的背景。”天津财经大学旅游系教授谢芳告诉记者。

谢芳尤为注意长城的“跨界”问题。仅以明长城为例，东西横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6个县域，在行政区划边界的长城问题就格外突出。各地政府都借助长城开发，涉及各方的利益问题，如果不能协调统一，很可能会产生纠纷。

一个偶然的机会，谢芳了解到美国阿巴拉契亚国家步道系统(又称游径系统)，谢芳将游径系统和长城联系起来，在一次京津冀会议上提出了《京津冀区域长城国家游径系统协同构建》的设想。谢芳认为：“京津冀长城沿线有着异常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通过游径系统的构建并开发，成为徒步旅游活动的载体，使人们在享受徒步健身的同时，观赏长城沿线的自然景观和体验长城沿线的历史文化。”

可贵的是，身为一名女教师，谢芳坚持到长城实地调研，身体力行，到抚宁县长城核对城墙宽度，到迁安、迁西调研炸矿问题，到偏关长城、嘉峪关长城考察现状……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谢芳孤身一人探访位于北京、天津、河北交界野长城上的三界碑。当天下午，谢芳从山下的一处山村沿小路往上爬，眼看着三界碑就在前面，可小路忽然中断，眼前就是悬崖，手机也没有信号，这下谢芳慌了手脚。更令人揪心的是，当时沿路满地都是手指大小的黑虫子。

回忆起这段经历，谢芳不禁慨叹：“这是我实地考察头一回害怕，当时真是吓坏了！”

多次的实地调研，现有的长城仍有不少问题令谢芳忧虑，例如长城沿线附近炸矿现象以及炸矿带来的周边环境污染问题、长城烽火台遭雷击现象、长城修复的二次破坏等。

真正的长城什么样？

从2004年接触长城，燕山大学艺术系教授赵善君已经与长城打了十余年的交道了。

2013年9月，赵善君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政府举办了个人画展，题目就是“水墨长城”。在聊到这场画展时，赵教授还讲了个小插曲。 “当时有个老外问我，为什么你画的长城和我看到的长城不一样？”赵善君说，“我跟他说：‘你看的是八达岭(长城)，那是修过的，我画的才是原汁原味的真长城！’”

很多人将长城误以为是“砖墙”，但是，这类砖墙类型的长城尚不足明长城总长度的3%，许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八达岭、慕田峪、山海关等经典点段。由于历朝历代在不同地区修建所用的材质不同，加之很多长城自其废弃之日起就逐步残损、破败，并经过数百上千年的风化、破坏。目前，长城的主要遗存面貌，不是像城墙般的整齐砖墙，而是以残损遗址形态存在。

“这种遗址形态，不是保护不力造成的，而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形成，是长城的历史形态、自然形态，也是客观形态，真实形态。”有文物专家如是告诉记者。

但是，一些地方并没有将长城“修旧如旧”，而是破坏了原有面貌，为了追求“雄伟”，建成了新的假古董。其目的也较为明显，为了开发后作为旅游景区。

而在赵善君看来，长城的保护和修缮，不能盲目而为，而是需要政府主导，专家指导。

赵善君还承担了《中国长城志》之《文学艺术卷》美术、摄影、绘画部分的撰写。为了弄清相关知识，赵善君时常带着学生，扛着梯子到群山中的长城敌楼上去拓印门券的图案。由于敌楼多处海拔高地，风力较大，经常遇上刮风，拓印无法进行，一行人只能无功而返。去年6月份一次考察，突降大雨，响雷在头顶上炸开，当地长城又无避雷针等设施，这可把赵善君和学生们吓坏了。

这次经历更让赵善君坚定了长城烽火台上应安装避雷针的主张。可一提此事，赵善君不禁唏嘘。原来，早在七八年前，身为当地政协委员的他就在地方两会上递交了关于长城上安装避雷针的提案。可是，市长都换了届，提案仍没有着落。

谈及此事，赵善君感到很无奈，他能做的，只能是尽力多拍片，多写文章，让后人知道长城的真实情况。“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

即便如此，赵善君还是执著着。“今年年底地方开两会，我还想再提案，还是关于长城避雷针的。”

没人检查，就没人保护

自从1984年5月4日踏上长城准备徒步走完长城，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董耀会就踏上了保护长城的长征之路。

1984年徒步考察长城途径山西时，董耀会一行发现当地一个县正在“推”长城。问题发现时，长城已经被推倒了60多米。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董耀会等人赶紧前去制止，可村里不理乡里不睬，反映到县里，仍旧是无人过问。直到董耀会等将此事反映到当时的雁北地委书记白兴华那里，长城被破坏的情况才得到遏制。令董耀会痛心的是，“推”长城的责任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反倒是觉得自己“倒霉”。

这一经历让董耀会意识到，提高民众保护长城的意识刻不容缓。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宣传长城、考察长城、保护长城，也正是为了唤醒民众去保护长城。然而2002年看到的一幕让董耀会意识到提升社会保护长城的整体意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重道远。

当时董耀会到张家口万全县考察，可当地1000多米的长城不仅被夷为平地，甚至已经被挖成了沟。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当地为了修公路，就从长城上扒石块。一拖拉机的石头，只卖15元钱，整整拆了两三个月。今天回忆起来，董耀会仍然痛心不已。

董耀会告诉记者，从国家层面来说，现有的长城保护机制不够完善，并且存在执行不到位的问题。《长城保护条例》出台以后，本应出台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因为《条例》是原则性条例，总体规划才会具体规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可是现在只有干巴巴的原则性条例，并没有具体的标准。上级政府没有规划，下级各部门也不会去制定标准。

“《条例》施行已经将近10年，《条例》规定‘长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长城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但是长城沿线404个县份有多少真正做到了？”据董耀会统计，比例应在10%以下。“就是因为没人检查，没有人去做。”

董耀会说，看到长城被破坏，自己就想管、就要管，偏要较这个劲。谁都知道，跟人较劲是痛苦的。可是——

“谁都不去做，谁都不去管，长城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