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0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和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联合摄制的大型高清纪录片《大国钢铁》摄制组，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进行了专访，张国宝还受聘担任了《大国钢铁》纪录片的顾问。

　　张国宝曾分管工业，参与了很多重大钢铁项目的决策、审批、验收工作，在推进钢铁重大装备国产化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许多钢铁重大项目的建设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同时，他是许多钢铁重大项目建设的见证人，与钢铁行业结下深厚情缘。

　　作为亲历人，张国宝讲述了其经办的宝钢二、三期建设、首钢搬迁、鞍钢西区和鲅鱼圈钢铁项目、马钢新区、邯钢新区、太钢不锈、酒钢不锈、包钢、攀钢、东北特钢，以及宝钢重组广东钢铁工业，决策宝钢湛江项目、武钢防城港项目等重大项目，以及推进装备国产化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并对我国钢铁工业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化解产能过剩、“走出去”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深入见解和思考。

　　本文根据对张国宝的专访整理而成，本期《中国冶金报》特刊登此文，希望沿着我国钢铁工业的崛起轨迹，展望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内涵。

　　回顾我国钢铁工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仅从粗钢产量指标就可以看出其发展速度之快：1996年粗钢年产量突破1亿吨，2003年突破2亿吨，以后大约每两年增加1亿吨，2014年粗钢产量达到8.23亿吨。而在钢铁工业发展历史上，只有美国、前苏联、日本钢产量曾达到年产1亿吨以上，但也没有达到2亿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钢铁工业目前也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等一系列重大挑战。我曾经参与多个钢铁相关项目的决策、审批工作，对我国钢铁工业有很深的感情。我认为，回顾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历程，有很多重大问题值得去认真思考。

　　大国崛起，钢铁工业功不可没

　　虽然，近年来，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和虚拟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朝阳产业，而钢铁等传统产业似乎成了夕阳产业。但钢铁就像粮食一样，并不因为新兴产业发展变得可有可无，相反，钢铁和粮食虽不是新兴产业，却是常青产业，任何时候都离不了，钢铁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原材料。我国钢铁工业为支撑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毋庸置疑，我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这有力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显著增强了综合国力，支撑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必须看到，我国成为制造业大国，钢铁工业功不可没，钢铁工业对国防工业、石油工业、造船工业、建筑业、装备制造业等都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与推动作用。

　　如果没有钢铁工业的支撑，我国造船工业不可能在全球占到那么大的比重。

　　2003年，我给中央领导写报告，建议把中国建成世界第一造船大国。2010年，我国船舶完工量达到6560万载重吨，占世界造船市场完工量的43.6%，全球第一。而1975年，我国造船工业和韩国在全球的比重仅各占1%，日本占50%，欧洲占43%。

　　当然，从技术含量上看，我国造船工业目前与韩国仍有差距，但如果按照技术含量折合成修正总吨计算，我国目前已超过了韩国，这拉动了很多钢铁消费。如果我国没有如此强大的造船能力，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就无从谈起。这些都与钢铁工业密不可分。

　　据了解，21世纪的前15年内，我国生产了约70亿吨钢。没有这70亿吨钢，哪能建起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铁路和高速公路?钢铁如同坚硬的骨骼一般，强力支撑着我国的崛起。

　　毛泽东主席的一个重要强国梦就是要建设强大的钢铁工业，那个时期提出了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鞍钢宪法等口号。1958年的“大跃进”主要内容也是为达到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在全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未按经济规律办事，也造成很多损失。

　　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视钢铁工业?因为钢铁是工业化的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强国梦的基础。中国在近代史上受尽屈辱，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科学技术落后，没有现代工业。鸦片战争失败后，有识之士搞洋务运动，张之洞创立汉阳铁厂，才建立起非常弱小的钢铁产业。抗日战争8年期间，日本本土年均钢产量达到500多万吨，而中国年均只有约5000吨，日本钢铁产量是中国的1000倍左右，再加上其机械加工能力已经很强，可以生产航母和零式战斗机，中国人民是拿血肉之躯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因为我国的枪炮子弹等武器装备和物资条件根本无法与日本相比。所以当时毛主席要发展钢铁工业，是有道理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只有15.8万吨钢;1958年我们的口号是1070万吨钢，那时我还在上中学，也参与了大炼钢铁，去造小高炉，办耐火砖厂，在敲铁矿石时铁矿砸在手上留下来的疤痕现在仍有。但1958年真的砸锅卖铁也没达到1070万吨这个数，到了1959年才达到1300万吨，其中有些是小高炉炼出来的，属于不合格产品。之后的20年，钢铁业发展缓慢，在建设宝钢前，全国钢产量不到3000万吨。通过改革开放，宝钢建设投产，我国钢铁工业的质和量才迅速提高。装备技术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成长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钢铁工业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调整和进步。

　　宝钢建设，我国钢铁工业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钢铁工业最大的事件就是宝钢的建设，可以说宝钢的建成投产不仅使我国钢铁工业，而且使工业的综合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我曾担任宝钢三期工程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宝钢一共建了22年，1978年开始建设，中间停了一段，后来又恢复建设，总共分三期。第三期投入最后决算是620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

　　我始终认为，宝钢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过程也非常不易。20世纪80年代，当宝钢建设暂停时，日本的设备供应公司要求中国赔偿，而中国企业认为日本公司要求赔偿不够友好，所以宝钢恢复建设时就“敲打”日本，把2050毫米热连轧机改订德国设备，大概4亿美元，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订单。后来，日本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北京商谈此事。由于我会日语，便给当时国家计委负责此项工作的赵东宛副主任当翻译。日本方面向我们道歉，请求给日本一个机会。我们把这个情况整理了一个报告报给中央，毕竟日本新日铁曾帮助我国建设宝钢。中央综合考虑后订购了日本神户制钢的1900毫米板坯连铸机，而2050毫米热轧机和2030毫米冷轧机都是德国的设备。

　　宝钢建设为我国钢铁装备国产化提供了很好的依托工程。宝钢一期所有核心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只有约12%的边角结构件是国产的;到二期时，改为合作制造，国产化率大大提高;到第三期，设备国产化率达到80%。有了宝钢的经验，后来像包钢改造、攀钢改造、曹妃甸的建设等，我国钢铁设备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钢铁工业整体水平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

　　装备升级，我国钢铁工业迎头赶上

　　我国钢铁装备在不断进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钢铁工人的典型形象就是戴鸭舌帽、拿大铁钎、带防护镜，在炼钢平炉前操作，钢花四溅，感觉非常光荣。事实上，那都是落后的平炉，工作条件非常艰苦，能耗高、效率低、质量差。我任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期间还有大量平炉存在，原冶金部提出来应淘汰落后设备，我们积极推动，平炉、300立方米以下高炉、30吨以下转炉等已逐步被淘汰，代之以4000立方米甚至5000立方米高炉、板坯连铸连轧、精炼炉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连小方坯连铸机都不能生产，需要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矿山设备也极其落后，最大只能生产4立方米挖掘机，电动轮车还不能生产。而现在，56立方米大电铲和320吨电动轮车都已被生产出来。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列入国务院重大装备办攻关的十二大成套装备中，有一套半与钢铁工业有关：一套是宝钢成套装备，包括2050毫米热连轧机、1900毫米板坯连铸机、2030毫米冷轧机等;另一套是千万吨级露天矿成套设备，我把它称为“半套”是因为千万吨级露天矿成套设备还可用于煤矿、有色金属矿，该设备攻关的主要内容是16立方米、23立方米电铲，108吨、154吨电动轮车。

　　自宝钢开始建设以来，我国的冶金装备不断创新，制造能力不断增强。世界最强的冶金设备设计制造企业德国西马克、德马克公司设计的轧机大部分也是分包给中国的一重等企业生产。我们还尝试了一些先进工艺和设备。例如太原尖山铁矿是中国第一个采用管道运输的，随后在云南大红山也采用了。先进装备对提升我国钢铁工业技术水平非常重要。正是有了先进装备，才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能耗、物耗大幅度下降，才能提高产品的质量，研发先进技术和产品。现在，中国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在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大幅度提高了的情况下也只有1994年的60%，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很多企业根本无法支撑下来。

　　结构调整，关乎企业生死存亡

　　关于我国钢铁工业的结构调整，我经历过几个大的钢铁企业重组和建设事件，虽然过程曲折，却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中国钢铁工业以前基本上都是依托大城市发展起来的，而且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随着城市功能不断拓展，钢铁厂成为城市的污染源之一，对当地环境影响很大。例如首钢，之前的位置上风上水，早期北京的雾霾虽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广泛关注，但北京用水已经颇为紧张，首钢对北京环境有很大影响，因此，国家希望进行调整，首次提出首钢搬迁问题。

　　首钢是我国最早进入年产千万吨级钢的企业之一，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从技术上看，在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想把这样历史悠久的钢厂搬离北京，难度可想而知。此外，首钢还涉及约10万人的就业和北京市20亿元的税收，因此，在很多方面大家认识并不一致。我建议搬迁，我提议首钢总部和科研销售这些无污染的部门可以继续留在北京，有些装备制造也可以不动，以减少搬迁的难度。主要搬走高炉炼铁、转炉炼钢这些污染较大的环节。但是，当时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认识不一致还是搁置了。后来因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大家对环保的认识发生转变，才统一了思想，下定决心进行首钢搬迁。我曾担任首钢搬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照顾北京市和首钢的一些要求，尽可能减少搬迁的阻力，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顺义建设冷轧厂保留一部分生产能力，可以安置部分就业和保留一些税收。国家也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首钢搬迁。首钢搬到曹妃甸以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尽量协商首钢和唐钢两家联合起来，就是现在的首钢京唐钢铁公司。

　　宝钢重组广东钢铁工业比首钢搬迁还要复杂得多。宝钢集团早就有建立沿海钢铁基地的计划，而广东省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省，外来钢材占了广东省钢材总需求的80%，广东省领导和本地钢企韶钢、广钢希望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广钢在全国算不上大钢铁厂，但当时在广东省，尤其在广州市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时，钢铁工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提高产业集中度已迫在眉睫，如果新建湛江基地就必须淘汰落后产能，进行等量置换，即关停广钢、珠江钢厂，重组韶钢等，由宝钢重组广东全省钢铁工业，这让很多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是，只有重组才能发展。经过很长时间的协商，最终宝钢同意出资进行重组，地方政府负责人员安置问题。广钢、珠钢等热加工全部关停，转成钢贸企业。两个大钢厂关停500万吨左右的产能，再加上其他小的钢铁产能，总计约1000万吨，完成了宝钢湛江基地建设需要压缩产能进行等量置换的目标。

　　在宝钢重组广东钢铁工业的同时，武钢也希望在广西沿海建设钢铁基地，否则武钢处于中部，仅进口铁矿石的运输费用一项就难与沿海钢厂竞争，广西省也提出要建设现代化钢铁基地的要求。宝钢的湛江基地和武钢的防城港基地交织在一起，只批其中一个说不过去，在产能过剩担忧的情况下，更难决策。于是，我们提出让武钢来重组广西钢铁，这涉及地区布局的结构调整。过去，很多钢铁厂依铁矿石资源而建;现在，我国80%的铁矿石要从国外进口，内陆与沿海钢厂相比运输成本要高很多，因此，钢铁企业都希望在沿海寻找新的生产基地。于是我和武钢领导商谈，建议把湖北省的钢铁产能淘汰一部分，同时，将柳钢调整也考虑进去。从结构调整来讲，我认为可以通过建新基地，将小的落后产能淘汰，达到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

　　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淘汰落后产能，地区布局重新洗牌后，作为劳动密集型和产业带动性的冶金行业，大量从业人员需要安置。比如宝钢重组上钢，宝钢当时只有两万人，要解决上钢一厂到十厂约20万钢铁工人的就业问题，过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后来，还是坚决地迈出了这一步。宝钢将原来的老厂重组，有的专门去做不锈钢，有的改去生产板材，有的去生产线材如钢丝帘线等，逐渐把老钢铁企业进行彻底改造，这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重组总会遇到各种困难，比如杭钢重组。杭州本来就是一个旅游城市，杭钢位于杭州半山区，半山区虽然不是核心景区，但把钢铁厂放在这个地方已经显得不够和谐了。而且，杭钢和广钢类似，只有300立方米左右的高炉，虽然通过做房地产等产业总体经营效益较好，但和现代化钢铁厂的要求相比，已经落后。当时，我们希望杭钢把宁波钢铁接过来，直接搬到宁波。后来，因为杭钢有不同意见，其实是不愿离开杭州，就拖下来。但是现在，还不得不走这条重组路，因为明年G20峰会在杭州开，今年底，杭钢必须全部关停。

　　钢铁装备的进步和结构调整带动了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断进步。目前，我国大部分钢铁产品都实现了国产化，技术上也逐渐达到国际水平。产品方面，像石油工业中的套管，能源行业中天然气长输管道用X70、X80钢，超低冷LNG(液化天然气)储罐钢板，LNG运输船用钢板等已实现国产化。一些特殊用钢材品种，如汽车钢丝帘线，悬索桥钢丝绳，矿井、电梯提升钢缆等，虽然国产化了，但质量还不稳定;技术方面，像干熄焦、高炉煤气发电等都已广泛应用，焦炉煤气转化为天然气也逐步推广。有些还要摸索，像COREX(熔融还原法，由奥钢联开发的非焦炼铁技术)，短流程炼钢技术并未像预期那样得到应用。当然，我国在高端产品、环保等很多方面与国外水平仍有一定差距，如能源行业的700℃超超临界锅炉用钢现在还不能国产化，仍在攻关;很多钢企吨钢能耗等指标与国外也有很大差距。今后，钢铁工业在产品、技术等方面还要不断进行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满足新的需求。

　　讨论结构调整，不得不提特钢，特钢企业的崛起为钢铁工业结构调整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攀钢、太钢不锈、东北特钢、酒钢不锈等特钢企业的建设我都亲历过。例如，当时我国没有石油钢管厂，建设了天津无缝钢管厂;过程很艰难，期间因经营问题曾考虑过让宝钢兼并天津无缝钢管厂。天津无缝钢管厂的第一套设备都是进口的，财务费用很高，陷入严重亏损，国家提供了财政资金进行财务重组，使国内石油钢管的价格降了一半。虽然这些建设历经波折，也付出很大代价，但通过这些特钢的建设，改变了我国很多特钢需要高价进口的局面，填补了国内空白，促进了我国钢铁工业整体进步。

　　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首钢搬迁、广钢关停等，都碰到很多棘手的问题，经历了痛苦的过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大国钢铁成长过程中的烦恼。但是，这一步必须要走。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钢铁工业也进入低增长、低价格、低效益和高压力的“三低一高”新常态。目前，钢铁企业靠低价竞争，现在中国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只相当于1994年的60%。也就是说，20年过去了，物价、人工费上涨，钢材价格不仅没有上涨，还下降了，这都是靠技术进步和规模化经营来消化的。企业利润微薄甚至亏损，难以长期坚持。加之环保要求越来越高，如果环保不达标，就会有更多的企业关停。对于钢铁工业而言，“十三五”发展规划最重要的就是结构调整，这是关系到钢铁行业生存的重要问题。

　　化解过剩，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钢铁产能到底是多还是少，多大产能恰当的争论很多。有一组数据显示，从美洲大陆被发现到现在，美国一共用了约100亿吨钢建造桥梁、铁路、大厦、机场等;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现在用了约60亿吨钢。中国从1949年到去年为止建设用钢是85亿吨左右。中国目前正处在发展阶段，还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中国的国土面积计算，我认为也应在100亿吨钢左右。经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应辩证看待产能问题。美国、前苏联、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钢铁产量都超过1亿吨;现在高速发展阶段过了，基础设施已经完善，需求下降，钢铁产量都跌落到1亿吨以下，也面临痛苦的调整。美国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周边被称为“锈带”，也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现在中国钢铁产能也出现过剩，市场力量一定会做出调整，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人希望经济发展一直是平稳的，不多也不少，这是计划经济的理想状态，但事实上做不到。事实上，经济都是波浪式发展的，我认为这才真正符合经济规律。例如，现在很多钢铁企业不赚钱，甚至亏损，就不得不关停;想生存必须努力创新求发展，如研发新产品、千方百计降成本、在环保上下功夫、努力“走出去”、转型发展等，探索转型升级之路，这样，我国钢铁工业才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钢铁产量回落是必然会发生的。

　　走向国际，用好两个市场

　　在钢材出口方面，我是赞成钢坯出口应该加税的，不鼓励高能耗的低级钢铁产品出口，特别是低档的钢坯、铁合金出口。对于高附加值的制成品，像管材、板材，中国在现在的发展阶段不可能不出口，这是全球市场需求所决定的。我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众多人口需要就业，这是国情决定的。我国去年钢材出口接近1亿吨，机械设备、发电设备、冰箱、空调、汽车、轮船等“带出去”的钢材也有8000万吨左右，这两项加在一起接近两亿吨。日本出口比例比我国多，日本没有能源和铁矿石，但出口钢材约40%，我国出口钢材11%左右。相对于钢铁生产大国，我国这一出口比例尚属适度。

　　出口是产品“走出去”，同时，还要考虑产能“走出去”。以前，我们以国内市场为主，现在逐渐调整为“引进来、走出去”并重的结构。近年来，我国在国外投资，首先是澳大利亚恰那铁矿，后来又投资秘鲁铁矿、巴西铁矿。我国去年进口铁矿石9.3亿吨，铁矿石进口依存度约为80%，“走出去”投资也是客观需要。

　　目前，我国钢铁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化解过剩产能有效途径“四个一批”中也提到“走出去”转移一批。“一带一路”建设为钢铁更高水平“走出去”带来巨大机遇。“一带一路”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战略，全球都在积极参与，约涉及全球60%的人口、60多个国家。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大家既是利益的共同体，也是命运的共同体，钢铁企业大有文章可做。例如，我国有些工业项目想转移到哈萨克斯坦，其中有的项目与钢铁相关，哈萨克斯坦也非常赞成。以前，酒钢就想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因为他们有铁矿，将来可以持续供应。当时，由于一些原因没有谈成，现在借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我们可以考虑友好合作。印尼也是热点投资国家，其钢铁产业规模小，但需求潜能巨大。最近，印尼主动来找我们寻求合作，因为印尼有大量海沙磁铁矿，而印尼本国的钢铁冶金相关企业并不多，所以希望与我们合作在当地建设钢铁相关项目，我认为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我曾去外交部进行商谈，现在正在逐步推进。

　　我认为，钢铁已经成为我国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因此，有实力走向国际、融入全球，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配置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努力进行结构调整;同时，要注重创新驱动，要在每一个细节中做文章，降本增效、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钢铁工业转型升级。